1950年以前，毛泽东等新中国的领导人们还没有拍摄过标准像，1949年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墙上悬挂的毛主席画像是周令钊根据1945年郑景康在延安拍摄的一张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的照片绘制的。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主席在前苏联访问期间，美国一家报纸刊登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照片。斯大林的照片是一张身穿大元帅服标准像而毛泽东的照片是延安时期的老照片，两者对比起来反差非常大。于是为毛主席拍摄标准像成为一项紧急的政治任务。我国先后在1950年，1951年，1959年，1964年公开发表了4版毛主席标准像。其中第一、第二版标准像是从以往合影中抠出毛主席的形象修整、翻版制作而成，第三版、第四版标准像分别由侯波、孟庆彪与郑景康拍摄后经修整、翻版制作而成。这四版标准像的制版者都是曾担任过“全国领袖照片工作组”组长的修版大师陈石林。

本次展览的这张毛主席标准像是第三版毛主席标准像，是流传最广的一张毛主席标准像，1960年至1966年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就是以此为摹本绘制的。据陈石林回忆， “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中央有关部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 决定为毛泽东再拍摄、制作一张反映当年风采的标准像。当时, 两名摄影记者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 拍摄了一张毛泽东半侧面像。照片洗印出来后, 我觉得这张照片清晰度较高, 皮肤的质感很强。但从更高的要求来看,照片也存在着某些不足, 有很多地方需要加工修整。”陈石林提到的“记者”就是侯波与孟庆彪。这张照片的底片虽然清晰度较高，但由于灯光不柔和，毛主席面部光影不规则，没有润泽的光线效果，而且背景上露出了灯罩子，衣服上有皱褶，白衬衣的领子也不够齐整。陈石林在暗房里将这些问题一一解决。他用反转显影的方法复制了底片，然后用灰水色进行修整加工: 去掉背景的投影和衣服上的皱褶, 将面部的光斑、条纹涂均匀, 勾画了齐整的白衬衣领,适当增加了高低光部位的密度。底片修整完后, 印出照片, 看不出修整过的痕迹, 各级层次没有受到损失, 既保留了原底片上的影纹层次和皮肤质感, 又有照相馆拍摄人像的润泽效果。照片中的毛主席身着合体的中山装，神采奕奕、面带微笑，显得自信、坚毅。在没有电脑的年代，陈石林修改照片靠得是对影像的感觉，陈石林在总结他制作领袖像的美学经验时谈到，“要对领袖气质心领神会，要怀着对领袖的深厚感情，仔细观察，取长补短，突出神韵。”

自从1919年辛亥革命中国进入现代政治社会以来，领袖人物的肖像逐渐成为不可缺少的政权、意识形态象征。在毛泽东尚未确立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之前，1927年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背景悬挂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与孙中山的标准像，抗战胜利后天安门上也曾悬挂过蒋介石的标准像。随着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文艺座谈会召开，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逐步确立起在中共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袖地位。中共七大会场并置悬挂的是毛泽东与朱德的画像，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初。1949年后天安门上悬挂的和通过各种形式传播的毛主席标准像成为了新中国政权和意识形态信仰的象征，有着树立政治权威的强大功能，并逐渐转化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政治文化的象征。

（苏文祥、许崇宝、黄寺 编写，2015）